他淡定的把剩下的话补全：“非得分分钟干死你啊。”
你来啊！我在心里呐喊，不过我听不出来这个“干”和“干”之间有什么区别，于是我默默的收敛了我的小心思，问他：“嫂子不在家啊？那你中午吃什么啊？我给你做吧。”
他把眼睛弯成了月牙状：“我弟弟真贤惠。”
日子就这么过去了，期间我也偶然去了一次电影院，湮没于众人，根本没人认出来我就是屏幕上那个倒霉鬼。直到快到五月的时候张艺谋又给我打了个电话：“优子，告诉你个好事儿呗，组织上派你和巩俐去法国考察一趟，机票全免，食宿全包还有补贴怎么样。”
我说：“还有这等好事儿？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就免了吧。”
他也不和我兜圈子了：“咱们的电影入围戛纳了。”
我第一反应不是欢呼雀跃，而是问：“导演！那得坐飞机吧！”
他说：“你可以走着去啊，骑马也行，我再给你派仨徒弟——正好你那脑袋我还可以随行拍一部西游记......”
我大惊失色：“导演！我能不能不去！”
他说：“我有事儿我去不了，导演缺席了男主就别缺席了吧——对了你不能缺席你入围最佳男主了。”
我说：“那你为啥不早告诉我！我提前一个月坐火车也到了！”
他说：“我也刚知道——你滚蛋！国家还不富裕没那个钱给你买穿越欧亚大陆的火车票！”
直到临行前我都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飞机不可怕，飞机有什么可怕的，但我一到机场腿肚子就开始转筋。张艺谋煞有介事地拉着巩俐的手：“到了飞机上，你一定要照顾好优子。他要是哭，你就让他闭嘴，实在不行你就打晕他。”
巩俐看了看神情凝重的他，又看了看脸色苍白的我，也说不上是什么语气和心情，默默地“哦”了一声。
我实在是不愿意回忆在飞机上的惨痛历史，但好歹还是平安到了传说中的康城，没用巩俐威胁我就到了，看来我的自控能力还不错。其实我没对获奖抱什么希望，所以每天也只是到处转转，真等颁奖的时候，也是心不在焉，听到颁奖嘉宾读出颁奖词的时候还在走神，直到全场掌声雷动，巩俐在旁边轻轻捅我：“是你。”
这时颁奖嘉宾用英文说出：“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将获得者，中国，葛优，获奖作品，《活着》。”
我现在可以说出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活着》。评审团的那群人说他们被中国人身上那种默默承受的韧性和顽强求生存的精神而感动，我也被感动，为这个故事，为这部电影，也为我自己。从来没想过的荣誉就这么掉到了我身上，我感觉我的血液一下子都“刷”的一下冲到了天灵盖，再落回来，流向四肢百骸，一瞬间竟使我有些晕眩。
我获奖了，没有喜极而泣，而是等到散场之后就近找了个公共电话，按了几个号码之后又想起依照时差北京现在还是半夜，只得又放下，却又不知道到底干什么好，就那么站在那里算着时间，一直等到北京那边大概是天亮了，才往家里打了个电话。
二老自然是高兴的，高兴之余也不忘了像每家的父母一样说些勉励的话。第二个电话本来是想打给贺聪的，但拿起电话才发现，鬼使神差般，按得竟是陈道明家的号码。
他的电话早在冯小刚家附近的那个车站被我记的滚瓜烂熟，即使是从手上洗了下去，也没法从心里洗下去。我屏息听着电话里嘟嘟的响声，紧张的像是在接受一场审判，直到电话终于被接通，那边传来了他有点疲惫但还清明的声音：“喂？优子？”
我说：“哥，是我，我获奖了，最佳男主。”
他轻轻的笑了起来，很欣慰：“是么，那你可是戛纳第一个华人影帝。”
“这我倒没想。”我几乎是汇报般的，把那句话说出去，头脑一片空白，竟不知道除了这个还能说什么，直到他问我：“你怎么没知道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
我说：“北京那边太晚了，我怕吵着你和嫂子。”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得奖的那一刻，就有人告诉了张艺谋，张艺谋又告诉了他。他那个晚上都在等着我亲口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但那一个晚上，打电话的有小刚，有英达，有巩俐，还有一些别的人，他每次接起电话都会问“是优子么？”，可每回都不是。
这些都是我后来知道的，这时候我也只是和他在电话里聊一些毫无边际的话。他问我：“戛纳好玩儿么？”
我说：“还行，就是赶上电影节，人太多，哪儿哪儿都是人。”
于是他又笑了：“你啊，好不容易坐一次飞机，应当好好玩儿玩儿才是。”
我“嗯”了一声，又不知打说什么了，可又不愿意放下电话，只能在沉默着孩子气的故意延长时间，听着他在电话那头的呼吸声。我的手指绕着电话线，看着它被我抻长，又弹回去，再抻长，再弹回去，陈道明的声音就随着这条细细的线带着电波传到我的耳朵，进入我的大脑：“房子快装修好了。”
我说：“嗯。”仿佛除了这个字眼儿不会说别的了一样。
他说：“我明天去给你选家具，你想要什么样的？”
我说：“我也不知道，你看着买吧，或者让贺聪挑。”
他自动把后半句“让贺聪挑”忽略了：“那我明天就叫上小刚一起去了。你爱干净，给你选一个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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