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最后,旧党更渗透到皇宫之中,使赵顼的老娘高太后也站在他们一边,不断向儿子警告:新法祸国害民,祖宗法度不可轻改。事实上新法本身也碰到了无可挽救的困难:一是,本世纪(十一)七十年代恰巧发生一连串旱灾,在旧党策划下,开封安上门管理员(监安上门)郑侠把饥民流亡情形,绘成图画,呈送给赵顼和他母亲高太后,宣称这就是变法改革的结果,如果不马上停止变法改革,旱灾还要扩大,饥民还要增多。另一是,王安石没有力量把反对新法的旧党逐出政府,更不要说全部清除。他得不到公孙鞅所得到的坚强支持,皇帝赵顼无法跳出宋王朝立国的传统,他只能把旧党贬出中央,贬到地方上担任地方政府首长,不能把旧党全部贬为平民。问题就发生在这上面,因为新法所有的改革,要完全靠地方政府执行。于是呈现出一种只有卡通影片上才有的奇异场面,即由一批反对新法的人,负责执行新法。不可避免的,他们用种种方法加以破坏,故意迫使农民痛恨新法,以证实新法的罪恶。
一○七六年,王安石终于下台,他只当了六年宰相。他辞职后,由他的助手吕惠卿继续主政,然而不久被攻击去职,只靠皇帝赵顼一人坚持下去。一○八五年,赵顼去世,十岁的儿子赵煦即位,祖母高太皇太后临朝执政。她立即召回被贬到洛阳的旧党领袖司马光担任宰相。刹那间,变法停止,改革停止,所有的新法新制度,全部撤销,一切恢复原状,即韩琦所欢呼的原状。
司马光是当时知名度极高的士大夫,除了“濮议”使他出名外,他所主编的《资治通鉴》——从纪元前四○三年到纪元后九五九年,一部很详细的中国政治编年史,一直到二十世纪,这部大约六百万字的巨著,仍是最有价值的史籍之一。在这部巨著中,司马光要求国家领导人,必须有伟大的胸襟,以采纳不悦耳的意见。他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他是国家领导人,他必如此,因为这是正确而荣誉的道路。可是,当他一旦接触到实际大权,他做不到他所要求别人的。权力像试金石,立刻使他暴露出刚愎自用的性格。当他决心撤销纵是旧党也不得不承认是最好的改革“免役法”时,苏轼再三力争不可,司马光大怒,苏轼说:“从前常听你称赞某人犯颜直谏,某人据理力争。今天你刚当宰相,就不准别人开口。”另一位大臣范纯仁(他后来也当宰相),也认为“免役法”已获得一致拥护、只不过少数权势人家不便,万不可改。司马光立刻翻脸,范纯仁说;“你如此声色俱厉,不过堵人的嘴,使人不敢开口罢了。凡事应虚心地听听大家意见,不必一定谋从己出。”但这一切不足以动摇司马光走回头路的决心。
九旧党的分裂
司马光于当宰相的明年(一○八六)逝世,他的继任人选继续他的政策,而且一度企图屠杀新党。-○八九年,已被贬为邓州(河南邓州)州长的新党前任宰相蔡确,在游安州(湖北安陆)风景区车盖亭时,作了一首诗。旧党立刻挑拨说,它是讽刺正在当权的高太皇太后。高太皇太后受了刺激,立刻像一头母老虎般地大怒起来。幸好有人恐惧大规模流血的镇压可能招来大规模流血的报复,才改为从轻处置,仅把包括王安石在内的三十余位主持变法改革的人物,列为“奸党”,公告全国皆知。蔡确则贬窜到距首都一千五百公里外的新州(广东新兴),死在贬所。
这是旧党猛扑的高潮。
然而旧党内部却适时的分裂,使他们的力量不能集中。导火线与司马光之死有关。当司马光死讯传出来时,政府官员正集体参加一项庆典。大家认为应该马上前去吊丧,只有皇家教师(崇政殿说书)程颐反对,他说:“孔丘说,哭的那一天不欢乐。”有人驳斥他:“孔丘并没有说,欢乐的那一天不哭。”苏轼在旁幽了他一默说:“这都是西汉王朝死鬼叔孙通发明的怪礼。”程颐不能忍受这种奚落,决心报复,命他的学生贾易、朱光庭弹劾苏武在主持国立图书馆官员(馆职)考试时,所出的题目,故意诽谤政府。这弹劾引起反应,苏轼的朋友孔文仲也弹劾程颐污秽阴险。是五鬼之魁。于是旧党遂分裂为下列三党:
党的名称,以领袖的籍贯而定。程颐,洛阳(河南洛阳)人。苏武,眉山(四川眉山)人,属于古蜀地。刘挚,东光(河北东光)人,属于河朔地区。他们之间的斗争全是意气斗争,但十分激烈,而且很自然地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而把对方驱入小人系统,互相恨入骨髓。宋政府在对新党人士大批放逐外,又忙着大批放逐内斗中失败了的旧党。
一○九三年,旧党护法神高大皇太后逝世,已经十八岁的皇帝赵煦对这位干涉国政的老祖母,早忍受够了。他跟老祖母当年迫不及待召回旧党领袖司马光一样,也迫不及待地召回新党领袖章,恢复新法,贬窜旧党——只一位例外,就是司马光最得力的党羽之一蔡京。当司马光下令以五天的时间为限,撤销“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大家都担心时间短促,不容易办到。原属新党的蔡京正担任首都开封市长(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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