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天津后，特战支队引导高原第一梯队奔袭塘沽，刘建立率第二梯队分兵摧毁天津外围日伪政权，李清第三梯队和师直属部队负责天津市内警戒，收缴、搬运物资工作由吴征统一负责。
详细的战斗部署完毕后，刘一民站起来笑眯眯地说：“同志们，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天津不同于其他城市，因为它没有城墙，充其量只有一些日军临时修建的堡垒，真要打的话，一发火箭弹就掀翻一座碉堡。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天津城墙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强行拆除了，此后一直没有再建。原先的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和连接四座城门的城墙一起，被修建成了东西南北四条大马路。方向感很强，直接沿大马路前进就可以把天津四面全占了。同时啊，中央已经命令姚依林同志率领天津地下党的同志向独流赶来了，我们今天白天在这里休息，傍晚出发，今天夜里，我们要在地下党同志的带领下，伪装日军，大摇大摆地开进天津市，明日一早，天津就是我们的了。”
这下，干部更加开心了，这天津简直就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连攻城都免了，趁夜色直接进去抓俘虏就是了。
最后，罗荣桓做了战前动员，要求干部们回去后，将袭取天津的部署传达到每一个战士，利用今天白天隐蔽休息时间，组织战士们认真学习政治部下发的有关纪律，做到以文明之师、威武之师、正义之师的形象进驻天津，让天津人民感受到我军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特别是担负租界警戒的部队，要处理好与租界方面的关系，向他们宣传我们的政策，扩大我党我军在国际上的影响。
见罗荣桓讲的很正规、很经典、很认真，刘一民马上站起来说：“政委讲的大家要坚决遵守，严格执行。我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这次来天津，不是来玩的，也不是来宣传的，是来搬东西的，是要把日军、日侨、汉奸的所有物资、设备、财物统统没收搬光的。对那些民族资本，要按照我们的保护工商业政策办理，组织他们为我们生产军需品。然后尽量动员他们随军行动，搬到我们即将开创的根据地去。如果他们不同意搬，那对不起，就要强行搬，最起码也要把设备运到乡下藏起来。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民族工业留给日本人，让日本人去发展经济、支撑侵华战争。也就是说，要挥起我们打扫太原时的那把大扫帚，把天津打扫的干干净净的，让日本人再占天津的时候，感觉这天津连个螺丝钉都没有了，逼得他们不得不从日本弄资金、弄原材料、弄设备来恢复天津的经济。一句话，我就是要和日本人打经济仗！目的就是从骨子里把日本拖垮。我的话都明白没有？”
干部们这下来劲了，齐声吼道：“明白！”
刘一民想了想，又说：“对于日本侨民，只要不与我军武力对抗，就尽量俘虏他们。将来我要用他们与日军做生意，换钱换武器。大家记住没有？”
对刘一民极端佩服的干部们谁不知道师长弄钱的手段，自然又是齐声高呼：“记住了！”
刘一民这才满意地挥挥手，让大家散会。
散会后，罗荣桓拉着刘一民，说他刚才的话有问题，道理虽然都对，但容易引起干部战士误解，到最后很容易发展成大哄抢，把繁华的天津弄成太原那样的空城。这样的话，天津的工人就会没活干，没饭吃，人民生活就会成问题。
刘一民依旧是笑眯眯地说：“没关系的，日本人既然敢占领天津，就得有解决天津人民吃饭、工作的勇气和能力。你放心，日本是工业强国，解决这些问题不算什么。到时候，我们可以采取点措施，在国际上揭露日本人占领下的天津，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情景。逼迫日本人不得不发展天津经济。等他发展一段时间，我再来搬，非得把日本人逼得当裤子不可。至于天津人民，我们这样做，就是要唤起他们与我们一起抗日。总不能一部分中国人在为抗日流血牺牲、一部分人心安理得当顺民吧！再说，我们还可以动员天津民众疏散，向农村和大后方转移。你放心，办法多的是。”
罗荣桓还是摇摇头，感觉不妥。刘一民也不理他，自己找个地方倒头睡觉去了。
下午3点，姚依林带着100多个天津地下党的同志，相继赶到了独流。
姚依林是1917年出生的，这时只有20岁，看上去英气勃勃的。
见到刘一民后，姚依林迅速汇报了天津的基本情况，报告说天津日军驻军只有一个联队，约3000人左右，属于华北方面军直属的原驻屯军独立旅团。一部分住在市区，一部分散住在市外各要点。另外还有一部分宪兵、警察和刚组建的伪治安军。伪军约一个团的兵力，号称一个师。塘沽驻的是海军陆战队，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但人数不会多。
姚依林还带来了一份日军天津布防图。刘一民一看就笑了，和他在后世研究军史时一摸一样，地点、兵力不差分毫。这日本人还真的是狂的没边，竟敢以区区一个联队的兵力防守几十万人口的大都市。笑完了，刘一民又觉得悲哀，这么大的天津，几十万中国人，竟然让3000多日军管的服服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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