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定疆界,涉及的问题就广泛了,基本上西南片区,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广西五个面积宽广的大省都搅进来了。
首先,需不需要重新划定疆界是值得讨论的,难道开国时期的先贤都是傻子吗,他们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更何况,如今流行的思维定式,还是儒家的“法先王”,恨不得退回周礼时期,礼乐兴盛,恐怕在他们眼里,一切改革都是反动派。
其次,如何划定也是一个大问题。早个三五年,没有人意识到夷民是财富,夷民治理是一项政绩,还好说。但现在明显史仲竹已经做出样子来了,能做到一省布政使的老狐狸,即使不能创新,模仿总是会的。现在谁都知道夷民治理就是个香饽饽,谁又肯把土地和人口划拨给贵州。与四省交界的疆域,总是需要扯皮的。
再次,民众是否能够适应。开国已经百余年了,百姓基本繁衍了五代,五代人在同一片土地生生不息,现在把他们熟悉的地方,重新行政区分,他们能适应过来吗?如果在人们的嘴里,依旧出现以前的地名,思维里还是以前的疆界,那史仲竹的行为,又有什么意义。
重定疆界,还只是改土归流善后措施中的一小部分,问题就这么多,整个政策实行下来,麻烦肯定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史仲竹看着收集上来的问题梳理,苦笑一下,自己还是太天真了,原先计划七年就能解决贵州的问题,现在看来,十年也未必搞得定啊!
史仲竹有一瞬间都想退步了,他现在已经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名利双收,现在装个病,退下来,以后政策推行,好了,是他有先见之明;坏了,是政策实施人的错。只一瞬间,史仲竹就反应过来了,这样的畏难情绪要不得,难道重活一回,就是为了追求世俗的成功吗?没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气,迎难而上总是能做到的,史仲竹为自己一时想退缩感到羞愧。
打定主意扎根贵州,把这项政策推行下去,史仲竹就真正花费大力气,说服圣人和太子。按照圣人、太子的不同喜好,各有侧重的写了不同风格的奏折,和两位决策者分析,重新划定疆界的意义和必要性,皇权时代,只要圣人、太子同意,下面人的阻挠,总能技术性的化解。
史仲竹刚刚庆祝完自己的二十九岁生日,圣人召集五省布政使的旨意就到了,临近新年,史平快满两岁了,能够适应长途旅行,史仲竹这次进京,一家六口人,齐齐整整的出发,转道京杭运河,光行李就装了两艘大船,其余护卫船只无数,浩浩荡荡往京城赶去。
到了京城,宣旨的天使已经在驿站等着了,史仲竹连洗澡的功夫都没有,就直接进宫面圣了,魏贞娘带着三儿一女,跟着来接他们的史叔梅回保龄侯府。
四川布政使孟乔芳、湖南布政使刘兆麒、云南布政使周有德、广西布政使李翰章四位封疆大吏都已经在养心殿等候,史仲竹以为自己来迟了,吓一跳,连忙拜见圣人、太子。
圣人、太子叫起后,史仲竹又和四位同僚打招呼,四个人的年纪做史仲竹爷爷都是够的,如今和他共事,还是他牵头,四位布政使均在心里暗暗感叹年少有为,加之在圣人面前,也不拿乔,交流颇为愉悦。
不一会儿,八位阁老也到了,能在改土归流这件事上发表意见的重臣都到齐了,圣人示意太子主持今天的会议。这样的场面,总让史仲竹想起前世的文山会海,精神稍一恍惚,就听见孟乔芳道:“是吧,史大人。”
史仲竹回过神来,就只听到“是吧,史大人”几个字,在圣人面前走神,御前失仪,也是罪过。史仲竹只好对着孟乔芳微微一笑,低头不语。
史仲竹这微笑、低头、不语,也不知道孟乔芳理解成什么意思了,孟乔芳不客气道:“川人辖制藏人,本就是这样,重定疆界,我四川损失又去哪里找补?”
孟乔芳有这个不客气的本钱,作为四川布政使,的确担任这辖制西藏的重任,大越开国后,对西藏的统治也采取了诸多措施,诸如封法王、设宣慰司、招讨司等等,可当地人心中的最高领袖依然是活佛、法王,西藏的高原环境,让中原王朝也不便派人管理,朝廷对西藏的掌控越来越低,到了现在,只能依靠四川作为屏障。朝廷对西藏的要求就是,只要不反,就这么放任自流吧。
中原王朝,皇权鼎盛,十分不适应这种政教合一的模式。在中原,要是那个僧道敢撺掇皇帝过分信仰,保证被打为妖僧、妖道,更何况,皇帝因为出家人不事生产、占用资源,还大肆兴起过灭佛运动呢。
朝廷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一向比较弱,云南也是这样,当地人心中的最高领袖依然是木府,朝廷官员保持着明面上的统治,对木府的要求也不过是:明面上臣服,不要造反。至于什么朝廷政策、人口增长、政绩之类的东西,通通与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无关。
史仲竹对于孟乔芳的话,没有解释说重定疆界不一定会损失领土。四位布政使认为,他这么大张旗鼓、携势而来,肯定是想要扩大贵州疆域,好增加人口,增加政绩。这个可以作为日后谈判的筹码之一,史仲竹要的是合适,而不是最大!
“孟大人此言差矣,重定疆界,为的可不是领土,而是为了查探清楚人口分布、地形地理,如今还有不少夷民深山居住,这些可都是税户。”史仲竹道,又加了一句,“探查地形更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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