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一伙人的逃亡之路异乎寻常顺利，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奇怪，先是遇到一伙正红旗的骑兵，刚动手打了一会儿，那伙骑兵就大呼小叫逃跑了，而且扔下了几十匹马和马背上驮着的口粮。过辽河也有惊无险，河面早已结冰，各旗都派出旗丁严守各个过河路口，但镶蓝旗的旗丁睁着眼睛说瞎话，硬说这伙亡命之徒是去蒙古外藩巡边的八旗兵，还嫌他们带的衣服、口粮不够多，坚持把卡伦（哨所）里的棉衣和粮食塞给他们。踏冰过河后，几个人骑马追上来，为首的镶黄旗牛录章京向常书出示了丰州军牌——他的真实身份是丰州军都司上品，领盛京提塘所提塘官事务。
“我叫宝顺，大统领府的信到了盛京提塘所，命令我们不惜代价救援正蓝旗的兄弟，这次我陪你们去丰州，跟我走吧，那边有乌兰哈达提塘所的人接应。”这名年轻军官对常书说道。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说的，一条道走到黑吧，常书一行人跟随宝顺到了乌兰哈达附近的一座山里，那里有一个很隐蔽的营地，一些马贼模样的蒙古人还送来衣被、口粮和柴火。宝顺说这里非常安全，周围的蒙古部落和巡边的八旗兵与丰州早有默契，绝不敢来找麻烦，等天暖后会有人来接他们，那时就可以上路了。
常书在这里呆了大半个月，陆陆续续又来了一些正蓝旗的逃亡者，人数最后超过五百人。二月中，一支打着丰州商军旗号的骑兵赶到营地，给他们带来了马匹和武器，一行人终于踏上向西通往丰州的道路，等他们再次回到家乡已是十年之后的事，那时他们真的打回来解放了辽东。
崇祯九年似乎兆头不好，丰州开年又是一个春寒，农牧司知事杨大志警告说今年的年景不好，必须提前着手春耕，同时各家的水窖也要增加储水，总理府最担心的就是春耕，早早向各府卫下达春耕令。春季会操刚一结束，丰州的男女老少就忙碌起来，家家户户的水窖里都堆满冰雪，农田水利也开始修缮。似乎是在印证杨大志的说法，开春以来老天没下过一滴雨，山陕两省再次出现旱情，这对丰州来说绝对不是好事。
进入二月中旬，关内灾情更加严重，夏粮干死在地里，秋粮又无法播种，老百姓绝望了，纷纷出外逃荒，山西到处都是无衣无食的流民，出现民大饥、人相食的情况。朝廷对山西旱情迟迟没有反应，山西巡抚吴牲、大同巡抚焦源溥焦头烂额，几乎无计可施，竟然盯上了还有口饭吃的丰州。两人同时向李榆求援，理由是丰州长期靠从山西输入钱粮、财物过日子，山西若是糜烂他也好不了，所以朝廷可以不管山西，但他必须要管，吴牲、焦源溥还威胁李榆，如果他实在拿不出钱粮也好办，山西没饭吃的流民有的是，用不了多久成千上万的流民就会涌出边墙找他要饭吃。
李榆气得拍桌子大骂，我去年才缓过一口气，手里多少有了些存粮，你们受灾不找皇帝却盯上我，有这么欺负穷人的吗？骂归骂却不得不有所动作，吴牲、焦源溥说的很对，山西如果糜烂他也绝没有好果子吃，而且这两个人上任以来也算友善，焦源溥吸取了同族从兄原宣府巡抚焦源清的教训，对丰州的所作所为基本不闻不问，从不给李榆添麻烦，而吴牲打定主意依靠士绅治理地方，对丰州同一条船上的山西士绅、军商极为宽容，士绅竟敢公然偷漏、欠缴朝廷税赋，军商也把走私生意做的红红火火，丰州从中获益颇多，这样的好官到哪里找？关键时候还是得帮一把，免得他们被朝廷免职了换两个和自己作对的人。
李榆硬着头皮指示总理府设法筹办一批救灾钱粮，并委托刘之纶去阳和、大同找梁廷栋、焦源溥交涉赈灾事宜，另外还给山西的白显志、张道浚写信，请他们务必协助地方官府赈济灾民——有吴牲默许，山西士绅不肯向朝廷缴纳赋税，却把大笔的钱拨给白显志、张道浚编练乡兵，两人前后为地方上训练青壮三万多人，还从中选出三千人成立了山西民军，这支地头蛇武装与虎大威、猛如虎的官军相互配合，一举将高加计等土寇的势力连根铲除，白显志、张道浚手里有兵有钱自然应该为地方百姓出把力。
白显志、张道浚很快就回信叫苦，这场大旱前所未有的严重，已经不是杯水车薪能够解决问题，他们手中的那点钱粮只能自保而已，赈灾心有余而力不足，两人还劝李榆下决心入关，依靠丰州军的强大武力稳定住地方，再按丰州模式把流民组织起来自救，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李榆正想写信痛骂这两个想拖他下水的家伙，坏消息却接踵而来——宣德卫指挥使谷可立、东胜左卫指挥使乌尔登急报，流民越过大同、山西两镇边墙进入丰州，尤其是杀虎口、得胜口附近的边墙去年被拆毁后一直没有重建，大批流民正从两处蜂拥而入，单凭卫所的力量已难以阻挡，他们请求总理府立即增援；而东胜右卫指挥使诺敏的急报更为惊人，西北大旱、民大饥，宁夏镇因此发生兵变，巡抚王楫死于乱兵刀下，携带武器的哗变士兵及大量流民也正向鄂尔多斯涌来，副守备冯树杰已带人去边墙拦截。
春耕之际情况突然恶化，庶政司知事马士英断言，如果不及时阻止流民涌入，丰州崩溃只在旦夕之间，总理府的官员被吓得心惊肉跳，紧急磋商后，从归化府调集青壮一千人交给巡检司知事韩大功带领增援杀虎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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