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师……”岳飞正要拜下，却给孙珲一把扶住了。
“此间又无别人，鹏举不必多礼。”孙珲扶起了岳飞，微微一笑，“鹏举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刚刚我看到的，您也看到了吧？”岳飞还是没有回答他，而是叹息起来。
“是的，我都看到了。”孙珲当然也看到了同样的景象，因为他也吸入了那些奇异的花香，和岳飞一样来了一次“观水”。
事实上，根据他的观察，这座佛殿应该就是高僧们用来“观心证法”的地方，不过东方的高僧竟然会用西方占星师常用的“观水术”，倒是让他很是惊奇。
更让他惊奇的，是他看到的不是自己的过去或是未来，而是岳飞的。
确切的说，是原来历史上岳飞的结局——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寒心的一桩罪行。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只要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罪恶，就值得这个民族永远反省自己所拥有过的那份政治遗产。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特别容易看到一个景象：年长的人们，时常用他们阅尽沧桑所悟出的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满怀忧虑地告诫那些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年轻一代人。代表这些智慧的古老格言在中国特别多，雅致一些的比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众必毁之等等之类。市井气息浓厚一些的比如：人怕出名猪怕壮，比如出头的椽子先烂等等。假如不怕武断的话，大约没有哪个中国人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劝告。
可以肯定，这种文化现象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许多来自其他民族与文化背景的人们，完全无法理解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的这种智慧。在他们看来，这种所谓人生智慧恰恰刚好是反人生的；在这种智慧指导下的生活，不太可能是明朗的健康的有活力的；结出的果实，必定压抑而郁闷，阴冷柔滑，带有浓厚的阴谋气息。事实上，即便是在现代，中国人许多阴郁的挫折感和烦闷不安，都与此干系甚深。奇怪的是，这个优秀的民族很少有人去探究，事情何以竟会如此？
与此相关，中国人以很高的频率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而，在长达四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套实现它的机制。于是，这个民族中那些最优秀的人物，便常常面临极端悲惨的命运。
岳飞和秦桧的命运，典型地表现了这种文化与社会机制，是如何实现“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的。
在南宋初年的“中兴四将”里，岳飞出身农家，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他比张俊小十七岁，比刘光世和韩世忠小十四岁。1129年，就是建炎三年，平定护卫亲军叛乱时，韩世忠与张俊已经官拜节度使，岳飞则是正七品的东京留守司统制。而且，张俊还曾经是岳飞的老领导，多次重用、提拔、奖励过岳飞。刘光世则是将门之后，其家世背景、资历和经历都是岳飞所不能比拟的。
到绍兴六年，即公元1137年时，八年左右时间，岳飞已经官拜太尉，担任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太尉是宋代武将的最高头衔，宣抚使则是仅次于宰相的执政级实职差事，一般情况下，要由现任执政官充当。至此，岳飞成为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并驾齐驱的高官。
而且，由于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岳飞艺高胆大敢打会拼，且治军严谨身先士卒，富有军事洞察力，从而数次创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战例。因此，他的声望后来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几位。
这一切，大约使上述几位的心头相当不舒服。
为此，岳飞曾经给他们写了数十封信，殷勤致意，联络感情，均没有得到响应。平定杨幺之后，岳飞特别将缴获的大型战船配备好全套人员和装备，赠送给韩世忠和张俊。韩世忠毕竟是一个坦荡磊落的人，他相当高兴，与岳飞尽释前嫌；而张俊则认为岳飞是在向自己炫耀，反而更加嫌恶起来。
假如用现代人的语言形容，很有可能人们会说岳飞是个性情中人。若用民间的说法形容，大概会说他相当“一根儿筋”。
但这些并不影响岳飞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之一。他的故事，成为后代中国人许多民间传奇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唯一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武士，大概只有一位三国时代的关羽。如果说在武艺高强、忠肝义胆上二人不相上下的话，在文化素养和战绩上，岳飞则要高出一筹。
公元1137年，即南宋绍兴七年三月十一日，皇帝在寝阁亲切召见的两天之后，岳飞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疏。岳飞写这份奏疏时感情相当激荡，以至于八百年之后读起来，仍然会令人感慨，叹息造化弄人之残酷。
岳飞在奏疏中写道：
“臣伏自国家变故以来，起于白屋，实怀捐躯报国、雪复雠耻之心。陛下录臣微劳，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抚诸路。臣一介贱微，崇荣超躐，有逾涯分；今者又蒙益臣军马，使济恢图，万一得便可入，则提兵直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则刘豫必舍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至于京东诸郡，陛下付之韩世忠、张俊，亦可便下。”
后来岳飞取得一连串大捷，一再重创金兵主力，一直所向披靡地打到距开封只有四十五里路的朱仙镇证明，岳飞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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