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一章的时候，正好是2016年春节，走一走乡下农村，秦琼和尉迟恭两尊门神随处可见，虽然最早的门神并不是这两位唐代的开国元勋，但他们身上的道德光芒和无畏勇敢的作风依然可以穿越千年的光阴，给当代疲倦奔波的人们一点慰藉。）
也罢，我们且先走出长安，看看民间。
隋唐之交，亦算乱世，虽不如西晋永嘉之乱、五胡入华时严重，但须知，朝代更替之时，苦的虽是百姓，成王败寇之间，成的却是英雄。隋唐之交是个产英雄的时代，这也是无数的文学作品和评书演义以此为蓝本进行创作的原因之一。大家耳熟能详的秦琼、程咬金、尉迟恭、单雄信等就是这时期的杰出英雄。提到这几人，大多数人可能会对秦琼、尉迟恭印象最深，因为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喜欢在门上贴门神以祈求平安，门神的种类有很多，秦琼和尉迟恭只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对。
根据《山海经》的记载，最早的时候，人们会把两个神将贴在门上：
东海度溯山有大桃树，蟠屈三千里，其卑枝东北曰鬼门，万鬼出入也。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众鬼之害人者。
神荼和郁垒就是早期神话中门神的典型代表，两位都是上古魔神，本属蚩尤，后降皇帝，专门在鬼门捉鬼。我们看很多影视剧中的道士驱鬼，手里都会拿着桃木做的剑，汉代的一些史料也记载汉朝人除夕晚上都会立桃木人来驱赶鬼怪。为什么要拿桃木剑，立桃木人呢？我想大概也与神荼、郁垒生活在大桃树下有关，在古人眼中，这两尊神也给桃树带去了驱魔赶鬼的作用，他们便用桃木来寄托自己对美好和平生活的向往。
到唐代的时候，有一位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门神——钟馗。提到钟馗，他给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会捉鬼。宋朝有一部叫做《绀珠集》的小说总集，当中第十卷收录了当时的一部叫做《唐逸史》的作品，里面有关于钟馗捉鬼的描述。故事发生在唐玄宗开元年间。
玄宗病中睡觉，梦见一个穿着大红衣服的小鬼，一只脚瘸着，另一只脚穿着鞋子，腰间还悬挂着一只鞋子，偷走了杨贵妃的香囊和自己的玉笛，绕殿飞奔。玄宗便上前问他，那小鬼说：“我是虚耗。虚就是望空虚中，偷人家东西像做游戏一样，耗便是耗尽别人家喜事。”玄宗一听大怒，要派人抓住这个小鬼。紧接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上怒，欲呼武士，俄见一大鬼，顶破帽，衣蓝袍，系角带，革及朝靴，径捉小鬼，先咵其目，然后劈而啖之。
这一下可把玄宗吓得呆若木鸡，赶紧问大鬼是谁。大鬼说：
臣终南山进士钟馗也，因武德中应举不捷，羞归故里，触殿阶而死。是时，奉旨赐绿袍以葬之，感恩发誓，与我王除天下虚耗妖孽之事。
从此钟馗就成了镇压妖魔的象征和代表（钟馗不止捉鬼，还有嫁妹）。不过这个故事后来被北宋科学家沈括提出质疑，认为钟馗应当起自南北朝时期而非唐玄宗开元年间。这个问题非本书重点，在此不做深究，但可以肯定的是，钟馗捉鬼的形象，在中国民间非常流行，影响深远。
无论是神荼、郁垒，还是钟馗，我们可以发现这两种门神的代表有以下两个共同点：
第一，他们都起自小说作品。起自小说作品便意味着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流传面广。古时候的小说和现在提及的小说并不完全一样，虽然它和史书有交界的地方，但仍然具有消遣娱乐的功能，这一点比史书要轻松明快许多，所以市井之间流传最多的依然是小说一类的书刊。
第二，民间对他们都有很强的依赖感和寄托感。神荼郁垒、钟馗之所以能被挂在门上当门神，是因为他们的形象寓意着威武、正义、平安，寄托着小农社会中人们最朴素简单的愿望。在封建时代的封闭状态下，人们生活的安全感并不高，所以往往容易对某些神化的东西产生独有的好感，同时这些门神自身所具有的正义感和美好的道德品质也是吸引百姓崇拜的原因之一。
秦琼和尉迟恭同样如此。他们二人成为门神是在明代，同样也和一部小说有关——《西游记》，语出《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和第十回“二将军宫门镇鬼，唐太宗地府还魂”。
笔者认为这个故事是《西游记》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长安城泾河外有两个朋友，一个打渔的叫张稍；一个砍柴的叫李定。有一天，两个人吟诗作对，到了分开的时候，张稍告诉李定一个秘密，长安城西门街上有个算卦先生，每日送他一尾金色鲤鱼，便袖传一课，教他捕鱼的地点，按计而行，一定百发百中。俗话说“隔墙有耳”，这两个朋友的对话被泾河水府的夜叉听到了。夜叉便迅速将此事告诉了泾河龙王。龙王大怒，“如此下去，泾河水族岂不是要被打光了吗！”说罢提剑就要上岸。旁边有人建议他不可鲁莽，不如先变做一个白衣秀士去打探一下虚实。龙王同意了。
龙王来到西门街，见这算卦先生正是当朝钦天监台正先生袁天罡的叔父袁守诚，便叫他算一算明天下雨的时辰和雨数，还要与他打个赌赛。袁守诚袖占一课，将结果给了龙王，龙王接了，刚回到水府，就接到玉帝的降雨圣旨。龙王拿过圣旨，拆开一看：
敕命八河总，驱雷掣电行；明朝施雨泽，普济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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