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不可以选择是否要面对错误，但我们可以选择面对错误时的态度。隋炀帝执政后期，他没有吸取执政前期所犯下的错误的教训，因为他低不下的头颅和放不下的自尊，这些一错再错的举动最终把炀帝推向了生命的终点。）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二月，正是春寒料峭时分，冬日的太阳还未消解寒气。隋炀帝又开始与文武百官商议第三次征讨高句丽的事宜了。《隋书·炀帝下》记载：“二月辛未，诏百僚议伐高丽，数日无敢言者。”旋即，又是一轮举国出动的架势，《资治通鉴》记载：“戊子，诏复征天下兵，百道俱进。”不过，有了前两次血淋淋的教训，百姓们这一次不再对隋炀帝唯命是从，天下已乱，农民们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再为炀帝卖命。自该年三月炀帝起兵以来，军中士卒逃跑的现象就一直存在。隋炀帝没有办法，当众斩杀叛军，以儆众人，但仍然控制不住士兵叛逃的行为。正如《无向辽东浪死歌》中唱的那样，与其被派到辽东送死，倒不如拼死一搏，或许还有生的希望。此时国内农民起义已风起云涌，隋军一方面被炀帝抽调了大半向辽东进发，另一方面则还要在国内继续平叛工作，两头难顾，疲于应付，苦不堪言。
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隋炀帝第三次征讨高句丽却进行得异常顺利。经过前两次艰苦卓绝的持久战，高句丽方面也疲累不堪，大将军来护儿抓住这个机会，进军毕奢（今属辽宁省大连市），高句丽王高元勉强举兵抵抗，被来护儿击溃。来护儿占据毕奢，准备进攻平壤。高元害怕了，决定遣使求和，他把杨玄感叛乱时逃到高句丽的隋将斛斯政送回，以示求和诚意。这一举动再次满足了隋炀帝那颗虚荣心。在炀帝看来，自己仍然能得到外族异邦的拥护，自己仍然可以做东亚的霸主。这只不过炀帝一厢情愿罢了，这场美梦，他还能做多久？时间会给出答案。隋炀帝见高元唯唯诺诺，求和之意如此恳切，便立刻下诏，命令来护儿撤军。来护儿跌足叹息，大呼道：“大军三次征讨辽东，次次皆倾举国之兵，如今高句丽还未被剿平，岂可轻易撤军？如果轻易撤军，几时能再回得来？那时士气必泄，我军颜面何存！高句丽疲敝不堪，正是一举攻克的最好时机，待我出兵包围平壤，活捉高元，以显我军神威！”长吏崔君肃劝来护儿速速奉旨撤军，来护儿宁死不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是军人，军人的职责是打胜仗，要我舍弃这唾手可得的高句丽，万万做不到！”武将毕竟是武将，来护儿是个纯粹的军人，他理解不了隋炀帝征讨高句丽，哪里是要争取什么军事上的胜利，只是为了宣扬大隋天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罢了！这是历代军人的可悲之处！他们看惯了金戈铁马，哪里懂得阴谋权术？像来护儿这样一个纯净的武人，便不该生在隋朝宫廷中。崔君肃没有办法，他见来护儿表现得如此决绝，只好放下狠话，他对来护儿帐下诸将说：“你等主将抗命，若我回去禀明圣上，到时候你们都脱不了干系！”诸将没有办法，只好集体向来护儿请求罢战撤军，来护儿长叹一声，进军之事只得作罢。这一声叹中，该包含了多少复杂的情感！笔者无法用语言形容，只能尽力用心去体味。
高句丽王高元真的是倾心归降吗？很显然不是。十月，隋炀帝下诏令高元来长安朝拜，高元果然对此诏书视若无睹，哪里肯前来？隋炀帝大怒，准备再整兵马，征讨高句丽。此时隋朝国内已经大乱，各地起义军蜂拥而起，来护儿所预计的后果已经一一应验，对于老百姓来说，一次征召，尚可接受；二次征召，勉强应付；三次征召，虽有叛逃，但若能取得一点战果，也不枉在世上走一遭，但现如今仅仅过了半年，隋炀帝又准备开始第四次征召，他们会觉得自己的陛下在把他们当玩具耍弄，他们怎么会傻到再去为一场没有意义的战斗献身呢？经此一事，隋炀帝竟然在军国大事上表现得如此单纯，他做晋王时的城府去哪里了？只能说，被皇位、强权和利欲冲刷得一干二净。十一月，炀帝处斩了斛斯政，如同对待杨积善那样，斛斯政被烹煮，遭挫骨扬灰之刑。与其说炀帝痛恨斛斯政反叛，倒不如说他更恨高元骗了自己，他将自己的怒火，全部发泄在了可怜的斛斯政身上。
这标志着，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宣告失败。三征高句丽，发生在不恰当的时间和不恰当的场合，给隋朝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使隋朝政府承担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农田荒芜，农业减产，赋税加重，农民食不果腹，饿殍遍野，怨声载道，有许多史学家把隋朝末年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归结为征讨高句丽（白寿彝先生《中国通史》），亦不为过。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役，隋朝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失去了东亚霸主的地位。这个影响对隋的打击非常之大，大到隋炀帝险些为此丧命。
说起此事，时光要摇到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的八月。这一年，《隋书·炀帝下》记载：“八月乙丑，巡北塞。”这一条简简单单的史料饱含着多少信息！隋炀帝杨广在国家乱局还没收拾的情况下，再次巡游塞北，视察突厥。此行的目的何在？笔者认为，这无非是一次炀帝的自我安慰之旅。国内的乱局他收拾不了，国外的高句丽他也制服不得，他只能把目光投向漠北草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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