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信仰在分类里属于第一类信仰，天道信仰。中国有多种信仰，这是比较传统典型的一类。儒家和道家都接近于这种。
下边先来说一下中国人的几大类信仰。
人是否必须有某种超越性信仰？无此信仰，健全的社会秩序有没有可能维系？这是古往今来所有哲人思考的终极问题。而中国历史，为思考这个命题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素材。
传统中国人是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倾向的，因而形成了至少四种类型的信仰体系：第一类是天道信仰，它带有强烈的政治性，通常由最高统治者祭天。由此又衍生出一些与时间、空间有关的信仰，比如祭祀名山大川。中国人的节日也多是依据天道信仰被分配在一年的不同时间节点上的。春节就是依据天道信仰确定的最为重要的节日。
春节，建国之前，被称为“元旦”。“元”字在古代具有相当神圣的意义：《春秋》经文开首谓：“元年，春，王正月。”汉儒何休解释说：“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春者，天地开辟之端，养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时本名也。”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季之始，正月是十二月之始，元旦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既然春节如此重要，则一年中最为重要的祭祀活动都在此期间进行。中国人的第二类信仰体现为民间信仰、基于万物有灵论的神灵崇拜，比如门神崇拜、灶神崇拜、财神崇拜等。春节期间，人们会祭祀这些神灵，祈求幸福。中国人的第三类信仰是佛教、道教这样的宗教，春节期间也会有一些宗教性活动。
春节期间最为重要的宗教活动还是祭祀祖先。祖先崇拜是中国人的第四种信仰。这种信仰起源甚早，宋明以降，已形成今日人们所看到的祖先崇拜的各种礼俗，以春节为重头戏所在。笔者所记忆的年俗中，就包括祖先崇拜。长辈会拿出祖先轴卷挂起，正月初一早上，要跪拜祖先。此前有祠堂，则祭祀祖先的仪式更为隆重。
这种祖先崇拜，乃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一种重要机制。肉身的生命是短暂的，生命的消逝是令人恐惧的。如果死亡是一了百了，那生命就没有任何意义。而不能感受到生命之意义的个体，必然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进而对他人的生命不负责任，对社会不负责任，社会秩序将因此而溃散。
对于并不信仰绝对的上帝的中国人来说，祖先崇拜让必死的肉身获得了永恒性。祖先崇拜意味着人们相信，自己的生命是从遥远的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又将向着未来传承。这样，个体就突破了当下时间的局限，置于从过去到未来的永恒的时间之流中。个体生存因此而具有了意义：个体的肉身承载着家族的价值，这个环节的缺乏意味着家族价值传承的中断。因此，个体必善待自己的生命，让生命呈现出饱满的形态，这是祖先和子孙共同要求的。
也因此，祖先崇拜具有重大的社会功能，曾子的一句话对此作了最好的概括：“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认真地对待丧礼、诚心地祭祀祖先，意味着个体清楚，自己乃是时间之流中的一个环节，乃是时间性共同体中的一员。由此，个体会约束自己的行为，而这一点乃是德行的前提。如果社会中每个人都能自我约束，自然会形成一种优良的社会秩序。
另一方面，春节祭祀祖先的礼仪总是合族进行。平时分散的人们，借着祭祀共同的祖先的机会，聚集于一堂。在这样的社会性仪式中，人们会建立起某种秩序。共同的祖先也会缩小人们之间也许因世俗的物质纠纷而产生的精神距离，拉近情感。也就是说，祭祀的礼仪可以在人际空间上建立起某种关系。
由上述两点可以看出，祖先崇拜具有重要的文化社会功能。惜乎过去一个世纪，在启蒙观念和政治运动的冲击下，祖先崇拜似乎趋于淡化。这首先发生在城市，进而波及乡村。如果慎终追远乃是厚德之道，那么，祖先崇拜的淡化，当然就是薄德之途。当下社会秩序的紧张乃至冲突，与此大有干系。
有人会说，祖先崇拜趋于淡化的根源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此为似是而非之说。历史上，祖先崇拜最为浓烈的时代，也正是中国经济大规模商业化之后。而商业化最发达的地区，如明清时的徽州，正是祖先崇拜最盛的地区。今日江浙商业经济高度发达，祖先崇拜依然保存或者说恢复得相当完好。这一事实揭示，商业未必冲淡信仰，有时恰恰相反，祖先崇拜恰是人们对商业性社会人情淡薄、保持共同体意识而创生、维持的一种文化、社会机制。
因此，当代中国文化与社会重建的难题不在于外在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在于人们是否具有文化自觉意识，尤其是社会中的精英是否具有文化自觉意识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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