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王孟英已经无法负担家里人的吃饭问题了,于是就把三女儿、四女儿嫁了出去,而四女儿嫁给的姚家,是在嘉兴边上比较僻静的地方,当年的四月份,太平军打到了王孟英居住的梅泾,“阖镇皆逃”,就是说老百姓都跑没了(太平军不是人民的队伍吗),于是王孟英没办法,就带着老婆,和剩下的五、六两个女儿,一起跑到了嘉兴的亲家姚氏家里,住了下来。
这时,上海那边的朋友多次请他去看病,于是王孟英把老婆孩子托付给了姚姓亲家,来到了上海。
公元1862年,在y历五月初三那天,五十多岁的王孟英一人来到了上海,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繁华都市,他在自己的书里记载到:“不但沧海渐变桑田,中原宛如外国”,“帆樯林立,踵接肩摩,弹丸小邑,居然成一大都会矣”。
刚到上海,王孟英先是住在一个叫周采山的朋友开的“德泰纸号”内,这个周采山的四弟曾经患病,想请王孟英来上海诊病,但是当时王孟英没能来,等到现在来了,这个患者已经去世了。
但是王孟英本着走到哪里,诊病到哪里的精神,在周家还是诊了大量的患者,当然,其中也包括周采山和他剩下的兄弟姐妹。
周采山这个人喜欢喝酒,总觉得心下(胃那个部位)有块地方坚硬得像有个盘子,吃饭很少,这两天忽然大泻,不想吃饭,王孟英诊脉后,开了补气涤痰、通阳化湿的方子,几付药就痊愈了。
王孟英治疗周采山弟弟妹妹的病案我就不给大家举例了,也都是药到病除,所以周家兄弟都特佩服王孟英。
这里,有一个人要说一下,这个人叫陈春泉,这位陈同志的小女儿才三岁,患了病,症状是身上忽冷忽热,肚子胀,泻肚子,医生给治疗了很多天,小孩子的脖子都已经软了,四肢开始抽搐,涕泪全无,大家这个时候开始害怕了,有医生试着给服用了温补的药物,结果变得神智都不清了,这帮医生心里也没谱,又怀疑是邪气内闭,于是又用了犀角等药试试,结果病还是一天天严重,家里人已经急得要疯了,这么试着治病哪成啊?东试验一下,西试验一下,您当我们家孩子是实验室的小白鼠啊?您几位都回去吧。但是送走了医生,陈同志却仍然束手无策。
这时,有人说王孟英来上海了,于是陈同志就找到了周采山,求他让王孟英来给看看,于是王孟英来到了陈家,一诊断,就很轻松地说:这个孩子是饮食不节,脾胃不和罢了。
啊?这么简单?不可能吧,看这个病情可是严重得要死掉啦。
王孟英告诉陈同志,怎么不可能,你仔细想想,她病前是不是吃什么过量了?
陈同志仔细回忆,噢,对啊,那时候“因失恃无r,常啖龙眼、枣脯等物以滋补也”。
这就对了,就是这个原因!
于是王孟英就开了一些消食导滞、清热利湿的药物。
只喝了一付,就见到了效果,几
付药以后,就痊愈了。
天哪,这可真是高手啊!我们的陈同志佩服得简直是五体投地,眼泪都流出来了,前面的那些医生和眼前的这位怎么比啊?
感激之余,陈同志真够意思,立刻提出,自己在黄歇浦西(估计就是现在的浦西,房价特高)有三间房子,王先生您要是不嫌弃,您就在那里住下吧。
就这样,王孟英在上海解决了住房问题,没多久,他就把妻子和两个女儿给接来了。
这三间房子开始热闹了起来,患者不断登门,各类朋友纷至沓来,好多人都是原来看过王孟英的书,这回原版真人来到了这里,于是一时间“虚室生白,人皆羡之”。
在上海,王孟英遇到了西方医学。
其实王孟英很早就遇到了西医,到了上海以后,则可以更加近距离地感受西医了,那么王孟英对西方的医学是什么看法呢?
历来大家认为中西医是两门不同的学说,两者格格不入,不大好互相交流。
但是,我们从清末民初的中医学人的态度来看,大多数中医对西医是非常的包容的,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的。
从文献中看,王孟英就曾经很详细地研究过西医的解剖学,他认为西医的解剖做得非常的好,比如传统中医认为思考问题的地方主要在心,而王孟英在《重庆堂随笔》中就论述了西医在这方面是对的,“脑为主宰觉悟动作之司”。
终其一生,王孟英都在和霍乱作斗争,但却只能做到拯救半数偏强的患者,如果他知道日后西医有补充体y和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手段,能够为治疗抢得时间、降低死亡率,他又怎么能够不接受呢?
在他的心里,只有救治患者是第一位的,并没有中西医的分别,只要是对救治有利的,就是他要学习的。
这就是个正确的态度。
【霍乱阻击战】
霍乱,是王孟英在上海遇到的最大的敌人。
其实王孟英住在濮院的时候,霍乱就又开始流行了,等到他来到上海,“则沿门阖户,已成大疫”,“死者日以千人”。
上海那时候也乱着呢,不像现在这么繁花似锦的,那时虽然也有很多洋人,但老百姓居住的地方还是一个字儿,“脏”。垃圾成堆,王孟英曾经评价上海“臭毒”最厉害,垃圾都酿成毒气了,您说这该脏到个什么程度吧。
王孟英刚到上海,住在周采山家的时候,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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