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完不久，那个怪病的传说竟消停了许多。大街上，商店里，公交车上，却默默出现戴口罩的。接着就一天一天多起来。
多年来，除了环卫工人，大街上很少见戴口罩的了。这种时候，它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一张张陌生的脸上，便传达出一种恐慌的信息。那一张张只露出眼睛而看不清面目的脸，让人觉得藏着许多心机。于是没戴口罩的，感到了自己的危险要大得多了。仿佛人家已经有了护身的铠甲，自己却全然暴露在无形的箭矢之下。就像文革初期，大街上出现了戴章的人，没戴的，就有些不自在，不安全。越到后来，戴的人越多了，那些依然没戴的，就几乎成了当然的另类。于是，那些医药商店门口，就出现了多年不见的排队，大家一个个默默等候着，互相间还保持着一个距离，这种文明的排队习
惯，终于一下就让人们学会了。
茹嫣单位也有人戴口罩了。特别是向来大大咧咧的江晓力也戴上了。
茹嫣见了一笑说，一路上遇见“非典”了吗？
江晓力说，我倒不怕，我妈说，你成天外面跑，别把那东西带回家来。你让我们安生几天。
茹嫣向来不喜欢戴口罩，热乎乎湿漉漉地糊在脸上很难受。她喜欢痛痛快快的大口呼吸，呼吸清晨那种沁凉的潮润的空气，让它们像泉水一样从自己的鼻腔一直流到肺里。
江晓力说，还是小心好。别幸福生活还没开始就牺牲掉了。
又来了几个姐妹，一个个竟都戴了。爱俏的，还是彩色带花的。不久之后，这类口罩流行为一种新潮饰物。
那天晚上，茹嫣在qq上见到达摩，和达摩说到戴口罩的事。
达摩说，是啊，久违啦——口罩。不过，你看见的是口罩啊，我看见的是恐慌。
达摩又说，这些天，那些人连家电都不修了，怕我们上门把病毒带去了。原来定好日子的，都说往后再说吧。
和茹嫣聊了几句，达摩说，这个话题有意思，我去敲一篇文章。
达摩退出qq，打了一个题目《久违了，口罩——兼谈民众恐慌》，抽了一支烟，就滴滴答答敲出了下面一些字：几十年来，好像有过两三次大规模的戴口罩运动，印象最深的，是六十年代那一次。当时流行的是脑膜炎，好像后来又叫乙脑。不过那时候不是老百姓自己要戴，是上面规定要戴。不像现在，老百姓要戴，一些官员却专门发表电视讲话说，一切都正常，根本无须戴。一些公共场所，保安竟干涉人家戴口罩。
口罩曾给我留下过不太愉快的记忆。那年我还上小学，就突然通知上学要戴口罩，不戴口罩的不许进校门，回家去拿，没有拿来的，不许上课，没有上课的，要算旷课，旷课三堂以上的，就要开除。这几乎是我上学以来最严厉的法规了。那时口罩要一毛二一个。一毛二是穷人家半天的饭钱。有同学的父母就去单位卫生所开纱布，回来自己做。有同学只有一只口罩，外面戴脏了，翻个面再戴，两面都脏了，晚上洗一洗，洗完在煤炉上烤干第二天再戴。有同学一路上都不戴，快到校门了才戴上。校门口，有一大帮同学执勤，像电影里日本人检查良民证。一个个检查，想混过去都不行。有一次，我忘了戴，快到学校想起来了，父母亲都上班，家里房门已上锁，正在焦急之中，遇见一个同学，跟他说好话，让他进门之后，将口罩从院墙那边扔过来。没想到课间c的时候，又检查一遍，这次没人给我扔了，于是被老师赶回家去，还要家长来。这是我的家长第一次被叫到学校去。我为此被父亲好好骂了一通。从此我头天晚上就将口罩放在上衣口袋里。
反正那几个月中，口罩成了我的一种压迫，给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投下过y影。在校门口检查了口罩之后，还要喝一种中药汤水，那汤水微甜，很多同学都喜欢喝。那时候没有饮料之类的东西，连糖都很稀罕，所以喝那种汤水，成为许多同学的一种享受。喝完汤水，还要再朝喉咙里喷一种药水，那药水的味道不好，将刚才那汤水的美好感受都破坏了。有同学就提出，先喷药水，后喝汤水，行不行？学校说，不行。
现在想来，那也该是一次大规模的恶性流行病了。染病的有多少？死亡多少？留下后遗症的有多少？没见过统计数字，想来不会少。许多年后，还能从一些人口里听到，谁谁谁得过脑膜炎，脑子不好使。谁谁谁的家人得脑膜炎死了。此类说法很多，由此可以判断出来，当时的波及面，大约要比现在的非典大得多。奇怪的是，当时人们并不像现在这样恐慌。
我想，大规模的社会恐慌，该有几条要素。
形势严峻，但是信息透明，公信度很高，不会引起太大恐慌。就像打仗，知道敌人兵力多少，我们装备如何，有什么应对方法，上下一心，同仇敌忾。风声鹤唳常常比雄兵百万更可怕。
形势很严峻，信息完全封闭，许多人也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去了，哪怕全国染病的人成千上万，一般人也只看见自己周围的几个。六十年代，能看到报纸的都不多，有单位的，也就隔三差五地听读报员念念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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