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啊，您哪儿来的那儿多顾虑呀！”
女裁缝把医生放进去，把他带到旁边比贮藏室大不了多少的一间屋里。他马上像在理发店里似的坐在椅子上，脖子上围了～块不可缺少的白罩单，白罩单的边塞进衣领里。
女裁缝出去取工具，一会儿便拿着剪子、几把不同型号的梳子、推子、磨刀皮带和剃须刀回来了。
“我一生当中什么都干过。”她解释道，发现医生很惊讶，怎么她手头什么都有。“我当过理发师，上次战争时当过护士，学会了理发刮胡子。咱们先用剪刀把胡子剪短，然后再刮。”
“头发清理短点。”
“我尽力而为吧。这样的知识分子却装成大老粗。现在不按星期计算，而是十天一计算。今天十七号，理发店逢七休息。您好像不知道似的。”
“我是不知道。我干吗要假装呢？我已经说过我从远处来，不是本地人。”
“坐稳了，别动弹。～动弹就要割破。这么说您是从外地来的了？坐什么车来的？”
“走着来的。”
“走的是公路？”
“一半是公路，一半沿铁路线。多少列火车被雪埋住了！什么样的都有，豪华的啦，特快的啦，都有。”
“剪完这一点就完了。这儿再去一点，好啦。为了办家务事？”
“哪儿来的家务事！为了先前信用合作社联盟的事。我是外埠视察员。派我到各地视察。天晓得都到过什么地方。困在东西伯利亚了。怎么也回不来。没有火车呀。只好徒步行走，别提多苦啦。走了一个半月。我见过的事讲一辈子也讲不完。”
“也用不着讲。我教您长点心眼。现在先等等。给您镜子。把手从白罩单里伸出来，接住它。欣赏欣赏自己。喂，怎么样？”
“我觉得剪得太少。还可以剪短点。”
“那样就流不起头来了。我对您说，现在可什么都别说。现在最好对什么都沉默。像信用合作社、豪华火车被雪埋住、检查员和监察员这些话，最好统统忘掉。您说这些话要倒霉的！这不合时宜。您最好说您是大夫或教师。先把胡子剪短，再刮干净。咱们擦上肥皂，喀嗓喀呼一刮，年轻十年。我去打开水，烧点水。”
“这女人是谁呀？”她出去的时候医生想。“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们之间会有共同点似的。我得弄清她是谁。是否见过或者听说过她。也许她使我想起别人来。可真见鬼，到底是谁呢？”
女裁缝回来了。
“咱们现在刮胡子吧。对啦，永远也别多说话。这是永恒的真理。说话是白银，沉默才是黄金呢。什么免费火车和信用合作社都别说。顶好编造点什么，比如大夫或教师。把您见过的一切都搁在心里。这年头您还想向谁炫耀？刮得疼不疼？”
“有点疼。”
“剃须刀不快，我也知道。忍一忍，亲爱的。不这样不行。长得太长了，发硬了，皮肤不习惯了。是啊，这年头见过的场面没什么可炫耀的。人人都长心眼啦。我们也吃了不少苦。那帮土匪什么没干过！抢劫、杀人、绑人、搜捕人。比如，有个小暴君，伊斯兰教徒，不喜欢一位中尉。他让士兵埋伏在克拉普利斯基住宅对面的树林子里，解除了他的武装，把他押到拉兹维利耶去。拉兹维利耶那时跟现在的省肃反委员会一样，是执行死刑的地方。您干吗摇头呀？刮疼了？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一点办法也没有。需要一直刮到头发根，可头发硬得像猪鬃。那种地方。妻子歇斯底里大发作。那个中尉的妻子。科利亚！我的科利亚！直接找最高长官。直接找最高长官不过说说罢了。谁放她进去。找人求情。隔壁那条街上住着一个女人，她能见最高长官，替所有人说情。只有一个人心肠慈善，富有同情心，别人都不能同他比。他就是加利乌林将军。而到处都是私刑、残暴和嫉妒的悲剧。跟西班牙里写的一样。”
“她说的是拉拉。”医生猜想，但由于谨慎没作声，也没详细询问。“当她说‘跟西班牙里写的一样’的时候，又非常像一个人。特别是她所说的这句不恰当的话。”
“现在当然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不错，现在侦查、审讯、枪决也多得到处都是。但在观念上完全不同。首先，政权是新的。他们刚刚执政，还没入门。其次，不论怎么说，他们为的是老百姓，他们的力量也就在这儿。算上我，我们一共姐妹四个，都是劳动者。我们自然倾向布尔什维克。一个姐姐死了，她生前嫁给了政治犯。她丈夫在当地一家工厂里当管事的。他们的儿子，我的外甥，是当地农民起义者的首领，可以说是个有名气的人。”
“原来如此！”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恍然大悟。“这是利韦里的姨妈，当地的笑柄，米库利钦的小姨子，理发师，裁缝，铁路上的扳道员，赫赫有名的多面手。可我还照样不吭声，别让她认出我来。”
“外甥从小就向往人民。在父亲那儿的时候，在工人当中长大。您也许听到过瓦雷金诺的工厂吧？哎呀，瞧咱们干了什么事！我真是个没记性的傻瓜。半个下巴刮光了，半个没刮。都是说话走了神。您看什么呢，怎么不提醒我？脸上的肥皂干了。我去热水，水凉了。”
通采娃回来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道：“瓦雷金诺不是个安全的偏僻地方吗？到处是密林，任何动乱都波及不到那里。”
“要说安全看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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