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村的房子，和长乐路上别的老房子差不多，外表看上去还有点洋气，让人想入非非，但是里面已是破败不堪，楼梯肮脏，堆满了各家不舍得扔掉的杂物。走道上的玻璃破了，钢窗也已经锈死，关不严实了。公用厨房里到处是油污，邻居合用的厕所里散发着复杂的气味，又大又深的老式铸铁浴缸上，架着一条用旧了的洗衣板，当作洗脸时放脸盆的架子。而原来的洗脸池已经坏了，龙头都已经锈死了，池子里积满了灰尘和锈渍。一楼的客厅做了一家人家，一楼的书房做了另一家人家。楼上更是这样，间间原来的卧室，都住上了不同的人家。贝贝住在朝北的小间里。
贝贝像是从石头缝里爆出来的一样。他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工作，长得比一般人要高，细长的，像女孩子一样秀丽。贝贝家也很特别，没有床。他将原来给佣人住的小房间，硬布置成一间小客厅的样子，勉强放下一张双人沙发和一张单人沙发。晚上，贝贝就睡在双人沙发上，将脚放在单人沙发上。他每天早上都将被褥收起来，放到一只木箱子里。然后，在那只木箱上罩一块绣了十字花的旧桌布，它就成了沙发前的茶几。他的二楼北间和其他的房间不一样，不是用的钢窗，而是普通的木头窗，他不想看到普通的木头窗，所以常年挂着白色的窗缦，把房间遮得很暗。在他的小房间里看不到吃饭桌子，也看不到碗橱和日常生活的零星用品，在油漆龟裂的门上，别人家挂洗脸毛巾和洗脚毛巾的地方，他倒挂着一枝自己用龙头细布做的玫瑰花，花瓣的边缘，象真正的玫瑰花那样卷曲着，听说，是贝贝用粗铁丝在煤气上烧红了，卷在布边上做成的。贝贝的房间象是个女人的香闺。
贝贝家的木箱子上，供着一只银制的高脚瓜子盘。那是贝贝家剩下的唯一一件东西，象狄更斯里的大卫。克伯菲尔在脖子上挂着的那个银链子。贝贝的生父是个商人，贝贝的母亲却是只得住在小公馆里的姨太太。解放时，他爸爸带着大公馆里的眷属逃到香港，没有通知贝贝的妈妈。贝贝的妈妈不甘心，自己想尽办法追到香港，从此将贝贝一个人留下。还是在贝贝家，范妮听到维尼叔叔也讲了一些乃乃的事，听说乃乃也在香港等了一阵子，等家里人设法申请出来，但爷爷没有提出申请，后来朗尼又出事了，乃乃便绝了念头，到美国去了。在家里，维尼叔叔从来不当着爷爷的面讲起乃乃，就是有时候不当心提到了，爷爷也从来不置一词。在贝贝舒适而感伤的家里，贝贝和维尼叔叔谈论着自己的妈妈，她们总是穿漂亮旗袍，用时髦的美国化妆品，不耐烦孩子，他们谈论她们，就象在谈论仙女。范妮还是在那里知道的，自己的乃乃喜欢在家里开舞会，穿一双金色镂空的高跟鞋，还有美国带回家的玻璃丝袜，后面有一条筋的。而贝贝的妈妈喜欢唱京戏，虽然是个姨太太，但她却是沪江大学英文系的毕业生。
在贝贝还没有发疯以前，维尼叔叔常带范妮去看他。他们把唱机的音量放在最小那一档，偷偷地放着唯一的一张唱片，1910年代在柏林流行的轻音乐。那支乐队里有一把多愁善感的小提琴，像蚊子一样唱着。贝贝给维尼叔叔看他的抽象画，他将瓶子画得象方块，高脚花瓶却象尖刀。维尼叔叔说自己是个英国风格的水彩画家，而贝贝说自己是个抽象派画家，比康定斯基走得更远，因为他们只知道康定斯基是抽象派画家，可看到的画，是康定斯基把蓝骑士画成一个模糊的小人，抽象得不那么厉害。贝贝觉得自己更抽象。维尼叔叔和贝贝一起挤着坐在沙发里，腿贴着腿，含情脉脉。他们以为范妮那么小，不会懂得他们，可是范妮就是懂了，没向谁打听过，自己就懂得他们是怎么回事了。而且，范妮后来还猜想到，维尼叔叔总带着她，是将她当个幌子。只是维尼叔叔不晓得范妮已经懂得了。范妮从小就不教自明，懂得要将自己看到的一切都放到心里，什么也不说。
范妮猜想，贝贝和维尼叔叔的关系里面，一定贝贝是更象女人那一方的。有一次，贝贝身上穿了一件自己用龙头细布做的衬衫，为了冒充是尼龙布的衬衫，他将缝纫机用的白线松松地在布上连了一遍，靠缝纫机线的硬度，让本来柔软的龙头细布微微隆起，给人尼龙布的感觉。贝贝穿了他的杰作见维尼叔叔，站在自家的门背后，象个女孩子一样含着笑，微微涨红了脸。
范妮总是在贝贝家的北窗里望着马路对面的红房子西餐馆，红色的墙就在门口的树影后面。人们在那里进进出出，那时，它是上海当时唯一没有关门的，有名的西餐馆。有一次，维尼叔叔和贝贝都流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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