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的蓝眼睛象熄灭的灯泡那样暗淡下来。“好吧,这是你的选择。”老太太难过地说。
“我
很抱歉,”他说,“我需要钱,我的孩子,”
“不要对我说抱歉,这是你的事。”老师打断他说。
“是的。”他说。
从此,他和老太太就互相躲着,老师甚至不那么喜欢叫他起来为大家朗读短文了。哈尼觉得自己伤了那老太太的心,他突然在一个美国老太太身上再一次体会到爹爹的那种恼怒,这让他也恼怒起来。
哈尼的生活很紧张,他很快就将老师和写作班的事情忘记了。他一早就起床,将范妮的饭准备好,放到桌子上。然后,他坐地铁到学校上课,其实是点个卯,等老师点了名,统计了出勤率,他就离开学校,开始打工。他的同学介绍他去皇后中心里的超级市场,那里需要一个上货的工,因为那是早晨的力气活,工钱高一点。班上的许多同学都是在班上点了卯以后,就出去打工。他决定要这份工的时候,心里带着对老太太的报复,他就是想伤她的心,她那一无所知的,美国人爱管闲事的心。
要忙完整整一天,午夜以后,他才放工。分好了小费,哈尼带着满身厨房里的油烟,满手的洗洁精带着柠檬香精气味,走着回家。他的双手涨涨的,因为太多时间泡在热水里。他也戴了一顶棒球帽,此刻,他体会到了戴棒球帽的好处,它虽然不伦不类,但看上去比不戴帽子要精干多了,让自己多少有点运动着的勇气。他也买了双唐人街鞋店便宜的阿迪达斯运动鞋穿,那是因为方便,在水淋淋的厨房间工作,这样的鞋子防水,耐脏,长时间地站着,也不会让脚很痛。在坚尼街上走着,能看到夜色里三三两两地走着些收工的男人们,都是差不多的打扮,哈尼想,那都是和自己一样,从中国餐馆里放工回家的人。他们走路的样子都不好,都是中国男人惯常的姿势,塌着肩膀和胸脯,膝盖也不直,动作很慢,象生病的鱼一样。哈尼想,自己也一定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哈尼和一起跳舞的朋友曾互相提醒,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将身体挺直,象洋人一样笔挺。那时,半条淮海路上的人都会多看他一眼。而现在,在不夜的春街上走过,连警察都不多看他一眼。但哈尼的心情并没有太坏。在这时,他常常用手摸摸装在口袋里的现钱,那都是些小票面的钱,皱巴巴的,但它们是实实在在的钱。至少简妮可以用这些钱多申请几个大学,到美国来的时候,可以晚一天去打工。哈尼相信,和自己一样深夜放工,软塌塌地走在唐人街上的男人们,心里的想法和自己差不多。他知道这样走路,身体才最省力,虽然不那么精神好看,但是很实惠。
第六章 将你扔到外国大马路上去(16)
哈尼工作的餐馆老板,是个台湾人,他恨死了大陆,所以也恨从大陆来的人。常常一口一个你们大陆人,你们共产党,对哈尼说个不停。好象哈尼就是大陆,就是共产党。哈尼终于有一天被说毛了。他突然说,看到香港报纸上说,大陆马上就要进攻台湾了,解放军和导弹都已经在福建海边显形,照片都登在报纸上。这才一举将老板那张嘴堵住。但是,那天的小费因为老板心情大坏,而少分了几十元。哈尼憋了一肚子的气。通常,哈尼总是默默干活,象块海绵。洗碗的人问他从那里来的,他只说是从新疆来的,家里是农场职工,准备挣下
些钱来,回去好给儿子讨媳妇用。披萨饼店的意大利人奇怪他的英文怎么有这么标准的发音,他诚恳地解释说,是小时候,跟住在镇上的美国传教士学的,他家穷,只能去教堂的救济学校上学。哈尼渐渐将自己的心龟缩起来,尽量放在不容易遇到的地方,就象他刚到新疆去的时候一样。他在纽约就这样生活着,等待着把简妮从上海办出来的机会。
但范妮却不是一只箱子,只等哈尼回家的时候才用,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刚开始的时候,范妮的情况比鲁说得要好多了。药将她紧紧按在椅子上,象抱枕一样安静和消极。要是你不招呼她,她就整天在张椅子上坐着,不再自言自语。开始哈尼还按时带范妮去看医生,去配药吃。后来,医生说范妮的病情已经得到了暂时的控制,应该可以旅行回家。这下,吓得哈尼再也不去医生那里了。为了防止万一,他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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