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她有点紧张自己的英文不够好,而且也不象美国同学那么张开嘴就能说,不管自己说的是不是十全十美,有时他们的问题简单极了,只要找到书看,就能找到答案。简妮认为,他们多半是仗着自己的自信,仗着自己不管怎么样,语法总不会错的优势。简妮不习惯在那么多同学面前长篇大论,而且,她得在心里先将意思用中文想好了,再用英文把句子都
组织妥了,才能发言。她不想出丑。但还没等她酝酿好腹稿,讨论已经深入了。班上的同学已经越来越兴奋地随着深入的主题呼啸而去,而她还在怀疑自己的观点够不够精彩,说出来是不是丢脸。这样的次数越来越多,简妮心里有了被人撇下的,无助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就象中国班上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在黑板上为大家讲解和演算新的公式,同学们在自己的座位上唱山歌似地回应着老师的询问,而不理解新公式的同学,总是在这时跟在大家的声音里滥竽充数。简妮想起来,自己那时很喜欢看到他们努力藏着的无助。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沦落到这个地步。
在inar上,老是沉默,象块石头一样,令简妮尴尬和震惊。她摆出专心听别人发言的样子,和东方人的娴静。她怕同学
发现自己的思维根本跟不上,所以,她紧张地捕捉着每个人话里的意思,但凡有一点点幽默的地方,她都抢在大家还没笑出来的时候,先出声地笑了。这种为了表白和捍卫自己尊严的紧张,在简妮这么多年的求学生涯里,还是第一次遇到。窘境来得是这样不由分说,简妮得全力抵挡。她在课上为了不显得自己被集体撇下了,总是忙着将头转来转去,认真地听,努力地做出反应,
有一次,坐在简妮两侧的同学争了起来,一个说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只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对社会不够负责,另一个人说政治才对社会负责,资本根本不用考虑对社会负责。社会分工不同,大家应该自己做好自己的事。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经济学要讨论的。简妮看了这个,又看那个,她的思想突然被那个同学对微观经济学的概括照亮,她发现自己一直对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不得要领,是因为自己学的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一直在“剩余价值”上面纠缠不休,没有想到过,原来资本不光是血腥的圈地运动,还有资本成长本身的许多规律。她想要谈出自己这一点体会,她相信这是美国同学无法做的比较。但这个问题被海尔曼教授轻轻一拉,就带过去了,他认为他们跑题了。“你们把简妮的脖子累着了。”海尔曼教授说,大家都笑了。简妮的心却为之一震,她想,自己将头转来转去的样子,一定显得很蠢。
简妮简直不相信自己会落到这个地步,从前在中国,要是班上同学都回答不出来,答错的同学一个个站在座位前竖着,最终,都是老师请她起来,说出正确答案,为大家解围。老师还愤愤地责怪那些同学:“不是都教过的吗!”要是题目简单,老师都不让她说,要她给别的同学发言的机会。她太不甘心。后来再上inar,她只看自己放在桌面上的手,尖起耳朵听着,等待一个自己能c进去说话的机会。简妮紧张得耳朵里嗡嗡直响,以至于要听懂同学们的讨论,都感到吃力。她要找一个机会把自己c进去,就象在高速公路的入口处等待飞驶而过的车流中的一个空挡,但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进去,是智慧的,有创见的,可以一锤子定音的。简妮又急又恼,又害怕自己别人看到自己的这份紧张,所以她不时笑一笑,表示自己在注意,很从容。但是她恨自己这样,她想起自己从前英文班上的差生,也是这样被活跃的课堂排除在外的。简妮怕班上的同学认为自己连英文都不会说。她不能容忍自己的样子,但又不知道怎么办好,她就是不想再在脸上笑笑的,对同学东张西望。交大的英文班上,有一个女生,什么也听不懂,但她又想掩饰自己的不懂,就是这样脸上高深莫测地笑着,望着大家,装出不愿意与大家讨论的样子。同学们背地里都叫她 dy。一到老师在课堂上讲英语笑话,简妮常常促狭地特意转脸去看她的反应,让她受窘。如今,她不能容忍自己也成为 dy。
简妮焦虑地望着海尔曼教授。他抱着胳膊,正笑眯眯地听着大家说话。简妮想,他应该知道自己的程度,他总不至于误解自己。
海尔曼教授注意到了简妮的目光,他在一个短暂的停顿里,扬声对简妮说:“嘿,简妮,简妮一定有许多自己的看法,你不必太谦让,大声地说出来吧,和我们分享。”班上这时安静下来,大家都转过头来,望着简妮。
“我的观点是,”简妮惊骇地发现,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又弱,又轻,还发着抖,与同学们的声音比起来,简直就是毫无把握的声音。
她不由地顿了顿。
班上更静了,能听到头顶上日光灯整流器工作时发出的嗡嗡声。
简妮对自己狠狠地说,我gre能考到600以上,又能差到哪里去!然后,她加大音量,奋力说出自己在心里组织好了的句子。她引用书里的观点,甚至引用了《harvard business review》里的观点,表示自己有很广的面。她努力克服着突如其来的结巴。但她很快听到,有人在座位上发出悉悉嗦嗦的声音,有人“乒”的一声打开了可乐罐。她知道,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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