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突然问她想不想给老慕写信,她没有反应过来,能有这样的好事吗?当确信不是跟她开玩笑后,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办案人员也很感动,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和观察,大家都看出来了,梅花跟老慕是有感情的,有真情的。一张老慕的照片她一直带在身上,时常拿出来看。有时还把照片给照管她生活的女同志看,说你们看,老慕多潇洒!多有男人气!然后就盯着人家脸上的表情,看被老慕这个美男子震住没有,感动没有,对自己羡慕没有。陪她生活的女同志能说什么呢?确实是够气派的,可是现在……
但她并不叹气。正是因为他现在到了这样的境地,她才要更加忠实于他,忠实于爱情。办案人员很为贪官的富有而不平。想想自己一个月这点固定工资,为买房发愁,为孩子上学发愁,可是他们住一次医院就可以搂个百八十万!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慕梅的爱情感动了,也为人性中那种很美好的东西而感动。无疑,让梅花写信是从办案和策略上考虑的,但这时候谋略已经与感情统一在一起了,或者说谋略办不到的事情让位给感情去办了。那么这封信就让梅花发自内心地写吧,不要给她划框框了。办案人员显得很是大度。
是的,办案,虽然总体来看是一种斗志斗勇、互相戒备的过程,但有时候也会很坦诚,很人情味儿,互相给予对方以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梅花在给老慕写信,一边流眼泪,一边写。
一盒烟
老慕一直在做着痛苦的思想斗争。开始丽英书记找他谈话时,他就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中央对他下了怎样的结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让人怎么回答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慕绥新自己对这个问题尤其感到复杂,因为他的行为太多元化了。现代社会促使人的行为复杂化起来。究竟这些行为的合力是个正数,还是个负数,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他心里没底了。从小他曾立志做个好人,而不做个坏人,他以为这是很好把握的,没想到,到头来却是这样地不好把握。
当官就要为人民服务,就要干事,这他是努力去做了,这是不会错的,是黑白分明的。但是干事的过程中还收了人家的钱,这算怎么一回子事呢?你不会不收吗?当时就谢绝,就不收,硬给就隔着窗户给他扔出去,再不行就拿到大会上去宣布,严厉批评,以儆效尤。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他认为那样做了对整个事情是不利的,对自己的工作环境是不利的。他在《我的罪行与反思》中写道:送钱和收钱“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两头保险。都是一对一活动。二是两头害怕。即送钱的怕人不收,收钱的轻意不能不收……通过这种‘人情往来’以消除政治危险,如我不收或返回去,就可能使矛盾明朗化、复杂化。三是几头都好。改善关系,加深了解,皆大欢喜。”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梁福全给慕绥新送过两万人民币和3万美金,当问他为什么送这些钱时,他回答:“他当时是市委副书记、沈阳市市长。我当时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从区法院调到市法院是平调过来的,副局级平调想解决个正局级待遇,想请慕市长今后研究这个问题时说句话。再一个目的是,我分管中级人民法院基建,市政府拨款1500万,总投入是1亿8,当时我想请求慕市长追加一部分拨款。就这么两个目的。”
这钱能不收吗?不收就是没有把梁副院长当成自己人,就是不想让他达到两个目的,那不就得罪了他吗?法院院长,哪怕是副院长,也是不能轻易得罪的。
慕绥新主要是充当收钱的角色,但他非常理解送钱人的心理。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给一位省里的老领导送过烟,只一盒,这一盒烟却没有送出去,于是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那时候还很穷,那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买到的一盒很高级的香烟。但送的方法不对,领导没收。他过于殷勤了,打开包装,抽出一棵,给领导点上了火。自以为很完美,领导却误以为只给一棵尝尝,整包的不给。就说,我抽一棵尝尝就行了,剩下的拿回去吧!这么一来他的压力可就大了,回去以后“我就三夜没睡好觉,想啊想,他不收我的烟为什么,是对我有什么看法,还是不信任我,还是觉得我是另外的人,不是能靠得住的人?”
有三天不睡觉的体验,还能不设身处地的为送钱人着想吗?所以他说:“有些是我比较欣赏的干部,我不想伤害他的感情,我要收。还有一种是关系比较复杂的人,我不能不收,我不收矛盾就暴露了,我不希望处在这种环境之中。”
收钱竟然可以变成掩盖矛盾,维系平衡的一种手段,可以为自己营造一个安全的政治环境。和尚不亲,帽子亲。
他举例子说:“像过去我和马向东有些矛盾,主要是后期在政治上有些矛盾,他愿意搞团团伙伙、朋友这样一些事情,我就要防备一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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