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哪里了?”
“我不知道,反正走得很急的样子。”
郑天良急得狠狠地跺了一脚,一棵卷心菜在他脚下烂了。
回到公社党委办公室,郑天良打电话问县委办,县委办说小黄没回县里,也没见到车。等到郑天良坐公共汽车赶到县汽车站时,南京的两位蔬菜公司的同志已经站在那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了。郑天良跑到县委请求借一辆汽车用一下,县委办的主任老姜说:“县里总共只有三辆车,全都下去了。我打个电话,你到县商业局去借一辆‘拉达’车吧!”商业局长是耿天龙,耿天龙非常爽快,他说:“郑书记出马,立即派车!”郑天良满头大汗地还不忘说了一句:“汽油费我来付。”事隔二十多年后,耿天龙向我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还记忆犹新,他说:“郑天良是用袖子擦额头的汗,郑天良年轻的时候,艰苦朴素,干劲很足。”
等到郑天良带着“拉达”车赶到车站时,已是黄昏日落,县城里弥漫着浓浓的暮霭和烧晚饭的蜂窝煤烟,南京蔬菜公司的两个人已经不见了,后来他们打电话来说,时间等不及了,第二天他们还要去苏北调菜。
南京蔬菜公司的一百万斤蔬菜收购计划泡汤了。郑天良带着人到南京又去了一次,对方说菜已经调齐了,不需要了。虽然春天订下了一百万斤的收购计划,但由于那时候没有合同,都是靠口头信用,而且人家确实也是讲信用的,人来了,你不安排看货,怪不得人家,因而也不存在毁约和打官司一说,更不会有什么赔偿。
郑天良气得在乡政府大院子里骂骂咧咧,他像一个走投无路的日本鬼子一样,在办公室里烦燥不安地来回走动着,地上的灰尘飘浮在秋天的光线下,像一桶面粉被泼翻了。南京的收购计划占全公社的三分之一,这差不多半边天就蹋下来了。
黄以恒第二天早上才将吉普车开回了公社大院,郑天良破口大骂:“你这个王八蛋,你想把我们往火炕里推呀!我开除你党籍,开除你公职!”
黄以恒低着头:“郑书记,我错了。”
郑天良指着黄以恒的鼻子:“不是你错了,而是我错了,我瞎了眼让你在公社看家。”
黄以恒的检查交待中说他母亲生了急病,所以才擅自将车子开回去送母亲到扬州住院的,没来得及打招呼。
公社党委会上,郑天良拍响了桌子:“母亲生病不是理由,关键是对工作缺少责任感,无组织无纪律,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我的意见是留党察看一年,行政降两级处分。处理决定报县委批准后立即生效。”其他同志都为小黄说情,他们说是不是给个党内警告处分,行政降级就算了,工资都很低。
郑天良固执已见,坚持原来方案。由于意见不统一,一时就没上报。所有的党委成员的当务之急是,分头忙着联系蔬菜出路。郑天良对黄以恒说:“我们秋后再算总账。”
黄以恒停职检查,等候处理。
问题比想象的还要糟糕,眼看着蔬菜从田里收上来后没处卖,一些土豆发芽,萝卜长出了叶子,卷心菜烂了心,黄瓜软得像年糕,社员们急了,两个大队八十户社员,人拉肩挑,驴马倾巢,将菜全都送到公社大院里,公社大院驴车、马车、手推车挤在一起,车上堆满了菜,地上散落着菜,驴马随地大小便,公社大院子里像一个农贸市场,乱成一团。他们要求公社将菜买下来,因为当初种菜的时候,公社文件上说秋后由公社负责销售,现在他们来找公社负责了。
一些极端的社员像文革一样喊出了不近情理的口号:“把资产阶级官老爷们揪出来”、“打倒一切反动官僚”等。
郑天良急得浑身直冒冷汗,他万万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当初轻率地写上一句负责推销,如今作茧自缚万劫不复,要是当初写上“协助推销”也就不会有今天这种被动,但如果不写上“由公社负责推销”,谁还愿意种呢?农民们几千年来一直是种水稻小麦的,当初就有大队书记说:“现在有的地方连饭还吃不饱呢,人怎么可能靠吃菜过日子呢?”郑天良反问道:“那你打算你们大队什么时候消灭草房子?”
郑天良站在一辆驴车上,手里拿着一个报纸卷起来的喇叭:“社员同志们,不要担心,公社是会对你们负责到底的。你们将菜过磅后全都回家,一个月内,我负责给你们付款!”
社员们热烈鼓掌,有人又不负责任地喊出了“郑书记万岁”这种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口号。
百把号社员散去后,院子里成了菜场,郑天良看着成堆的蔬菜,心里一阵阵发紧,他的头发在秋风混乱如草。
公社党委会开了整整一夜。
目前这种菜到菜场上肯定是不好卖了,只有卖给酱菜厂还可以利用。扬州有十几个酱菜厂,散装和瓶装酱菜在江浙沪皖一带卖得很好,能不能跟扬州的酱菜厂联系,低价卖给他们?j叫三遍的时候,公社会议室里气氛极其严峻,能听得见党委成员抽烟的丝丝声和茶水进入喉咙的声音,天有些凉了,有人裹上了棉袄。这时党委组织委员老朱说:“郭书记,你不是有个连襟在扬州天和酱菜厂当厂长吗?”
郑天良突然眼睛里放s出死里逃生的光芒来:“太好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老郭,你明天就去扬州,事不宜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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