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宁在长春的街头整整逛了一夜。天亮时分，她坐上一辆黄包车穿过伊通河桥，来到曾与徐雪欣同居的那幢小楼前，站在马路对面仰头长久地看着阁楼上那个窗口。
现在，相宁每天除了工作、应酬与睡觉外，把闲暇的时间都花在查阅日伪遗留的档?*希连日本皇家陆军医院里的病历都没放过，却就是没有找到一九四二年春节期间关于徐雪欣的任何记录，也没有他自己的;
一个月后，相宁第一次跟长春的组织接头。这是早在重庆就定下的时间与地点。他推开春申旅社的一扇房门，就见到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男人坐在茶几边，微笑着看着他说：“你来晚了。”
相宁关上门，说：“我得确保我们彼此的安全。”
“我姓潘。”那人起身，伸出手说：“你可以叫我老潘。”
相宁握住老潘的手说：“我认识你，你曾经是徐雪欣的上线。”老潘一愣，还不等他开口，相宁就笑了笑，说：“当初我跟踪过她。”
“过去的事不谈了。”老潘给他倒了杯水后，就说起了在重庆的和谈，说起了国军对伪军的整编。他长叹一声道：“和平协议签订了，这战幕只怕还是拉不下来。”
相宁却轻描淡写地说：“政治斗争嘛，就是明面上老人们举着酒杯交?*趸叮孩子们在桌子底下大打出手。;
“情报工作也一样。”老潘话题一转就开始布置工作，从他们的传送线路到交接方式到备用方案，以及情报传递中的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与处理，他一一交代完后，又向相宁伸出手，笑着说：“从今天起，我们就是穿在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
但是相宁坐着并没有告辞的意思。他抬头看着老潘说：“你得告诉我徐雪欣的情况。”
老潘皱紧眉头，眯起眼睛，就像在脑海翻找这么个人，想了很久才说：“如果她还活着，现在应该在陕甘宁的根据地，我只知道这些，也只能告诉你这些。”
其实，徐雪欣这个时候就在长春，就住在北康中路一套带阁楼的公寓里。跟她住在一起的人是安孝重，现在已改名黎明，在法国图片社里当编辑。每天，他提着公文包出门上班，徐雪欣就上到阁楼。这里已经成为她的绣房，到处挂满了各色的丝线与绣品，而在窗台下暗格里还放着一台发报机。
除了黎太太，徐雪欣另一个更隐秘的身份是安孝重的报务员。他们在离开陕甘宁根据地的前夜第一次见面，就在一座小县城外的一间茅屋里。隔着一盏马灯，安孝重用一种审查似的眼神看了她好一会儿，说：“你熟悉东北，也有过假扮夫妻的经验，你是最合适的人选。”见徐雪欣低着脑袋久久不语，他接着又说：“当然，你也可以拒绝，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我服从命令。”徐雪欣抬起头说。
安孝重合上手里的卷宗说：“那好，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出发。”
“是。”徐雪欣起身，走到门口忽然回身，说：“我想知道我是谁的妻子。”
安孝重说：“我。”
徐雪欣最后看了安孝重一眼，离开茅屋，沿着一条漆黑的小路走到村头时，再也没有力气挪动一步。她靠着一口枯井的井台，一点一点地坐到地上，胸口那个曾被子弹贯穿的地方又开始隐隐作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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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弹后的徐雪欣至今都不知道是怎样离开长春的。等她醒来时，已在天津的一家德国诊所里。看护她的是个年迈的犹太女人。她是诊所的女主人，也是这里唯一的护士。此后的三个多月里，徐雪欣不止一次问过她：“是谁把我送来的？”年迈的犹太护士每次都是摇晃着她那颗灰白的头颅，用流利的中文说：“是上帝，我的孩子。”
于是，伤愈之后的徐雪欣成了诊所里第二名护士。直到盛夏的一天深夜，她悄悄离开诊所，搭乘一艘运煤的航船一路北上，到了旅顺港，扒货车，乞讨，逃火车票，重新回到长春，就像个寻亲不遇而落魄的女人，每天混居在最下等的旅馆里，跟那些逃难者、算命的、拐骗的、做小买卖的一起。徐雪欣把身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刊登寻人启事上，那是她唯一联络组织的方式。
终于，在一个多月的等待与寻找之后，徐雪欣在兆丰公园的后门见到了老潘。
可是一见面，老潘却说：“根据组织原则，你不应该到处找我，你已经失踪半年多了。”
“我不是找你，我找的是组织。”徐雪欣看着马路对面的一个报亭说。
“根据组织原则，我也不应该来见你。”说着，老潘叹了口气，掏出几张法币塞进她手里，又说：“改天我们换个地方再见面吧。”
两天后，他们再次见面时，老潘静静地听徐雪欣说完这半年里的经历，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她面前说：“这些钱你拿着，离开长春后，找个地方好好安顿下来。”
“我不要钱。”徐雪欣低下头说：“我**这一行也不是为了钱。”
“可你也知道这一行是有制度的，你断线的时间太久了。”老潘说：“这半年多里，我们通过各个渠道找你，但找不到一点线索。”
“所以你们就怀疑我背叛了组织。”徐雪欣冷冷地说。
“如果你背叛了组织，今天你见到的就不是我了。”
“锄奸队吗？”徐雪欣直视着他镜片后面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任务失败，使命终止，身份暴露，必须撤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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